楊光平

     嘉慶登基之時，大清王朝雖然外表光鮮，其實已經百病纏身，尤其是腐敗盛行，無孔不入，此時亟待一個雍正式的強勢皇帝挽救大清于危難中，實現二次中興。曆史給了嘉慶機會，嘉慶登基的前十年也确實掀起了“誅和珅反腐敗推新政”的一系列順應時勢、順應民心的好舉措。但由于對“反腐敗推新政”的艱巨性和複雜性缺乏思想準備、工作準備、人才準備，嘉慶最終陷入了三大誤區。

　　有限反腐的誤區。嘉慶四年正月初四，乾隆去世的第二天，初掌大權的嘉慶皇帝發布了一條讓全國人民爲之一振的谕旨：免去乾隆皇帝禦前第一寵臣和珅兼任的軍機大臣和九門提督等職，掀起了“誅和珅打老虎反腐敗”的高潮。随着和珅案的深挖，嘉慶發現和珅案牽連的大小老虎遍布黨政軍民學，上至紫禁城，下至天涯海角。嘉慶誤認爲徹查此案必然導緻無官可用，朝庭命官威信掃地。于是嘉慶退縮了，他除了賜死和珅、更換11個總督中的6個外，再沒有深挖和珅一案。嘉慶五年，他雖然提出了：“整饬吏治，以清廉爲本”“貪墨之風，首當嚴懲”，但總體上是實施治标不治本的有限反腐，更沒有考慮改良滋生腐敗的土壤，斬斷腐敗的源頭，最終導緻大清軀體上的各種腐敗毒瘤蔓延成災，一發不可收拾。當時廟堂之上大老虎橫行，底層蒼蠅泛濫。幹部成爲權力尋租者， 潛規則變成明規則。幹部腐敗成爲普遍現象，因爲幹部不貪，難以養家糊口、難以維系官場關系，最終被逆淘汰。社會上所有大事小事，都需要用錢開路，否則寸步難行。

　 嘉慶朝發生的一些案件更是觸目驚心。兵部相當于現在的國防部，掌管着全國武裝力量。嘉慶25年，嘉慶得知兵部大印丢失，雷霆震怒，派人徹查。一查不得了，兵部大印居然已丢失3年。直隸省布政使司承辦司書王麗南，是直隸省财政廳的一個小小辦事員，頂多是副科級幹部，按理說并沒有什麽權力。可是從嘉慶元年起，數年之間，居然貪污了三十一萬兩白銀。他貪污的手段非常簡單，那就是私刻從财政廳長（布政使）、處長直到科長的一整套公章，然後任意虛收虛支，把國庫銀兩大把大把裝入私囊，近十年間，居然沒有受到任何懷疑和調查。嘉慶親政開始，黃河幾乎年年決口。朝廷每年下撥相當于全國财政收入四分之一的巨額财政經費用于治河，可是成效甚微。那些治河的官員，公然在河督衙門裏喝酒唱戲，一桌酒席，居然所費千兩。治河經費，大多數都落入了這些官員的腰包。至于治河的工程，則處處偷工減料。應該用麻料的地方，摻雜了大量沙土；應該建造稭垛填石，稭垛建好了，卻根本不往裏放石頭。結果，洪水一來，處處決口。

　　皇帝永遠正确的誤區。大清經過康雍乾三代，君主專制達到頂峰，皇帝大權獨攬，所有朝臣都成了皇帝一人的奴仆。加之，嘉慶當政之初的“誅和坤反腐敗”“推新政抓改革”切中了時代之問、時代之困，順應了全體國民的期待，爲嘉慶積攢了大量人氣，更加鞏固了皇權的威嚴，形成嘉慶皇帝正确的光環。嘉慶志得意滿，躊躇滿志。随着反腐和新政遇到越來越多的阻力，嘉慶漸漸陷入焦躁。此時的嘉慶不是從自身尋找原因，不是從客觀實際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而是把責任推給朝庭重臣，上谕中經常出現連篇累牍的斥責、抱怨甚至痛罵。此舉導緻朝庭大臣把推責避禍，明哲保身作爲第一要務。朝堂上下到處是忠誠恭順，高呼萬歲的景象。

　　倒退守成的誤區。嘉慶當政之時，正是世界工業文明方興未艾之時，如果此事能打開國門，堅定不移推進改革，也許大清就能融入工業文明。由于推行“新政”不順，改革并沒有達到預期效果，嘉慶選擇了倒退守成。嘉慶十年九月，他借東巡之際宣布了一項重大決定：那就是“守成”和“法祖”。爲此，他還寫了一篇自鳴得意的《守成論》，說一個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規章制度。但是到了王朝中葉，往往有大膽的子孫，自作聰明，任意變亂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廈，自己另起爐竈。結果，舊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沒建起來，“亡國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

　  曆史對嘉慶帝提出的要求，不是全面退守傳統，而是主動大膽出擊，順應浩浩蕩蕩的曆史潮流，全方位進行改革。但他沒有這個眼界，更沒有這個膽量和智慧。嘉慶十年開始，整個大清的治國理念發生了大反轉。嘉慶甚至不許官員再提“新政”這個詞。不管處理什麽大事小事，都要翻翻“祖宗成法”，不敢越雷池半步。一次，皇宮某處着火，宮内的太監怕閑雜人等混入，加上火勢不大，于是沒有打開宮門叫人滅火，自己動手把火撲滅了。這件事其實處理得很好。但在八天之後，嘉慶讀到了乾隆時期遇到宮廷失火的處理方法：如果遇到失火，應該打開宮門讓侍衛進來滅火。于是嘉慶以違背“祖制”爲由，把那天參加滅火的太監全部處罰。從此大清上下處理問題必找祖法，官員們求變求興的積極性主動性消失怠盡。

　　嘉慶的誤區讓大清喪失了再次中興的機遇，喪失了緊跟世界潮流的最後契機。嘉慶之後的二十年，大清閉關鎖國的大門終于被英國大炮轟開，從此一個多世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開啓。

    編輯：氫愛陽光欄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