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平

     嘉庆登基之时，大清王朝虽然外表光鲜，其实已经百病缠身，尤其是腐败盛行，无孔不入，此时亟待一个雍正式的强势皇帝挽救大清于危难中，实现二次中兴。历史给了嘉庆机会，嘉庆登基的前十年也确实掀起了“诛和珅反腐败推新政”的一系列顺应时势、顺应民心的好举措。但由于对“反腐败推新政”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缺乏思想准备、工作准备、人才准备，嘉庆最终陷入了三大误区。

　　有限反腐的误区。嘉庆四年正月初四，乾隆去世的第二天，初掌大权的嘉庆皇帝发布了一条让全国人民为之一振的谕旨：免去乾隆皇帝御前第一宠臣和珅兼任的军机大臣和九门提督等职，掀起了“诛和珅打老虎反腐败”的高潮。随着和珅案的深挖，嘉庆发现和珅案牵连的大小老虎遍布党政军民学，上至紫禁城，下至天涯海角。嘉庆误认为彻查此案必然导致无官可用，朝庭命官威信扫地。于是嘉庆退缩了，他除了赐死和珅、更换11个总督中的6个外，再没有深挖和珅一案。嘉庆五年，他虽然提出了：“整饬吏治，以清廉为本”“贪墨之风，首当严惩”，但总体上是实施治标不治本的有限反腐，更没有考虑改良滋生腐败的土壤，斩断腐败的源头，最终导致大清躯体上的各种腐败毒瘤蔓延成灾，一发不可收拾。当时庙堂之上大老虎横行，底层苍蝇泛滥。干部成为权力寻租者， 潜规则变成明规则。干部腐败成为普遍现象，因为干部不贪，难以养家糊口、难以维系官场关系，最终被逆淘汰。社会上所有大事小事，都需要用钱开路，否则寸步难行。

　 嘉庆朝发生的一些案件更是触目惊心。兵部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掌管着全国武装力量。嘉庆25年，嘉庆得知兵部大印丢失，雷霆震怒，派人彻查。一查不得了，兵部大印居然已丢失3年。直隶省布政使司承办司书王丽南，是直隶省财政厅的一个小小办事员，顶多是副科级干部，按理说并没有什么权力。可是从嘉庆元年起，数年之间，居然贪污了三十一万两白银。他贪污的手段非常简单，那就是私刻从财政厅长（布政使）、处长直到科长的一整套公章，然后任意虚收虚支，把国库银两大把大把装入私囊，近十年间，居然没有受到任何怀疑和调查。嘉庆亲政开始，黄河几乎年年决口。朝廷每年下拨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四分之一的巨额财政经费用于治河，可是成效甚微。那些治河的官员，公然在河督衙门里喝酒唱戏，一桌酒席，居然所费千两。治河经费，大多数都落入了这些官员的腰包。至于治河的工程，则处处偷工减料。应该用麻料的地方，掺杂了大量沙土；应该建造秸垛填石，秸垛建好了，却根本不往里放石头。结果，洪水一来，处处决口。

　　皇帝永远正确的误区。大清经过康雍乾三代，君主专制达到顶峰，皇帝大权独揽，所有朝臣都成了皇帝一人的奴仆。加之，嘉庆当政之初的“诛和坤反腐败”“推新政抓改革”切中了时代之问、时代之困，顺应了全体国民的期待，为嘉庆积攒了大量人气，更加巩固了皇权的威严，形成嘉庆皇帝正确的光环。嘉庆志得意满，踌躇满志。随着反腐和新政遇到越来越多的阻力，嘉庆渐渐陷入焦躁。此时的嘉庆不是从自身寻找原因，不是从客观实际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把责任推给朝庭重臣，上谕中经常出现连篇累牍的斥责、抱怨甚至痛骂。此举导致朝庭大臣把推责避祸，明哲保身作为第一要务。朝堂上下到处是忠诚恭顺，高呼万岁的景象。

　　倒退守成的误区。嘉庆当政之时，正是世界工业文明方兴未艾之时，如果此事能打开国门，坚定不移推进改革，也许大清就能融入工业文明。由于推行“新政”不顺，改革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嘉庆选择了倒退守成。嘉庆十年九月，他借东巡之际宣布了一项重大决定：那就是“守成”和“法祖”。为此，他还写了一篇自鸣得意的《守成论》，说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规章制度。但是到了王朝中叶，往往有大胆的子孙，自作聪明，任意变乱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厦，自己另起炉灶。结果，旧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没建起来，“亡国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

　  历史对嘉庆帝提出的要求，不是全面退守传统，而是主动大胆出击，顺应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全方位进行改革。但他没有这个眼界，更没有这个胆量和智慧。嘉庆十年开始，整个大清的治国理念发生了大反转。嘉庆甚至不许官员再提“新政”这个词。不管处理什么大事小事，都要翻翻“祖宗成法”，不敢越雷池半步。一次，皇宫某处着火，宫内的太监怕闲杂人等混入，加上火势不大，于是没有打开宫门叫人灭火，自己动手把火扑灭了。这件事其实处理得很好。但在八天之后，嘉庆读到了乾隆时期遇到宫廷失火的处理方法：如果遇到失火，应该打开宫门让侍卫进来灭火。于是嘉庆以违背“祖制”为由，把那天参加灭火的太监全部处罚。从此大清上下处理问题必找祖法，官员们求变求兴的积极性主动性消失怠尽。

　　嘉庆的误区让大清丧失了再次中兴的机遇，丧失了紧跟世界潮流的最后契机。嘉庆之后的二十年，大清闭关锁国的大门终于被英国大炮轰开，从此一个多世纪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启。

    编辑：氢爱阳光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