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平 

2018年，某地有一位青年政治老師講公開課，他選擇了這樣一個思考題，決定在公開課上聽聽孩子們的回答。思考題是這樣的：“一個大雨天，一個男人走在路上看見一個女人沒有帶傘，懷裏還抱着個孩子，肩上還背着一個包，于是這個男人就走上前去把自己的雨傘交給那個女人，并且接過她懷中的孩子抱了起來，請問這個男人爲什麽這樣做？”班長第一個站起來回答問題，他很自信地說：“他是人販子，他想抱走小孩，他很快就會逃跑。”老師未加評論，隻說請聽下一位同學回答問題。這時一個同學站起來，有點嬉皮笑臉，他這樣說：“那女人很漂亮，那個男人肯定是看上了她，一直沒有機會，他這是故意去套近乎。”他的話引起哄堂大笑。第三個起來回答問題的是一個女生，她說：“這是那個男人的職業吧，他借傘、抱小孩，最後都是要收費的。”老師問：“還有人說嗎？”又一個男孩子站起來說：“你們大家都忽略了一點，那就是女人肩上挎了一個包，這個男人借傘給這個女人，并幫她抱孩子，這一切都是假象，他是想取得那個女人的信任，然後伺機搶走她的包。”很多孩子開始點頭認爲他說的有道理。在教室後面聽課的老校長這時站了起來，他問那位年輕老師：“書上有答案嗎？”年經老師說，那個男人是在學雷鋒做好事，他不僅把傘借給了那個女人，并幫她抱着孩子，後來還親自把她送回家中。聽到這個答案，教室裏一片嘩然，孩子們紛紛說：“怎麽可能？怎麽可能？”聽到這裏，老校長走上講台，他深情而又激動地告訴孩子們：“同學們，40年前我也做過這樣的事，很多人都做過這樣的事，如今你們覺得不現實的事情，那時經常發生。”

聽到這個故事，心情無比沉重。40多年的經濟高速發展，我們得到了什麽？得到了在列車上列車員善意的提醒：“不要和陌生人說話，不要吃不熟悉的人送給的食物。”；得到了學校門口人山人海接孩子的家長；得到了老人摔到地上，必須要聲明“我是自己摔倒的，不關你們的事”才有人去扶；得到了唐山群毆婦女，沒有人敢站出來制止和施予援助；得到了13歲的幼女被強暴生出孩子；得到了湘雅二院創傷中心副主任醫生劉翔峰爲了自己的小利益，任意将普通病人當成癌症病人送進手術室；得到了班主任收受家長和學生的禮品禮金還紀錄在冊，不小心将紀錄明細發到了家長群；得到了李易峰等明星嫖娼、吸毒，道德淪喪；得到了遍地是防盜網、防盜門，等等，舉不勝舉。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反作用于社會存在。思想是行動的先導，靈魂是思想的核心。出現上述種種問題的總根源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們的靈魂已經遠遠地落在了後面。40多年來，“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還是空中樓閣，導緻權貴盛行、官僚資本沉渣泛起，老虎蒼蠅層出不窮。40多年來，“改革要讓人民群衆得實惠”還是口惠而實不至，教育、醫療、養老、育兒、住房、就業，數座大山壓得普通群衆喘氣不已、應接不暇。40多年來，意識形态錯亂失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遭到掏空弱化虛化，導緻數典忘祖、認賊作父、善惡颠倒等醜态彼伏此起。如：長期是“南京市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南京玄奘寺，居然供奉南京大屠殺戰犯牌位；教材被注入美化日本軍國主義的元素，學雷鋒的插圖主角居然變成了侵華日本鬼子，日本軍機還上了教材課本的封面；麥克阿瑟的文章堂而皇之進入語文課本，《誰是最可愛的人》長期遠離學生；雷鋒、黃繼光、邱少雲、劉胡蘭、董存瑞等英雄長期被醜化、邊緣化；追星捧星甚嚣塵上，不笑娼隻笑窮，“甯願坐在寶馬車上哭，也不願搭在自行車上笑”成爲相當一部分年輕人的價值追求。

問渠哪得清如許，唯有源頭活水來。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有了改革被引入歧途的各種失誤，得到本文開頭“故事”的結果就是必然。扶危濟困、樂善好施一直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到底是什麽讓我們迷失了初心，讓我們抛棄了心底的善良？是“一切向錢看”的銅臭污染了我們的心性，掏空了我們的靈魂。經濟發展固然重要，魂不附體必出大問題。“泾溪石險人謹慎，終歲不聞傾覆人。卻是平流無石處，時時聽說有沉淪。”在國泰民安的表象中，在歌舞升平的絲竹聲中，都蘊藏着風險。國歌中一再提醒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絕對不是危言聳聽！

經濟的快速發展、物質的極大豐富是國家強盛、人民幸福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兩宋”時期、康乾盛世是經濟高度發達、物質極大豐富的時期，但當時的國家并不強大。相反，物質極度饋乏的抗美援朝時期，我們依靠強大的精神力量打敗了美國爲首的聯合國軍。當前，俄羅斯經濟總量還不及廣東省，卻憑借強大的民族凝聚力，抗擊了美國爲首的整個美西陣營的攻擊。隻有把人民有信仰、民族有脊梁與經濟發達、物質豐富緊密結合起來，國家才有力量，人民才有幸福。

後人哀之而不鑒之，而使後人複哀後人也。爲了讓曆史的悲劇不再重演，爲了讓複興的腳步不被銅臭耽擱，是該讓落下的靈魂跟上來了！

（圖片來自網絡）

編輯：氫愛陽光欄目